1949年第一套人民幣發行流通
第一套人民幣是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時開始發行的，并于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使用。由于全國尚未完全解放，因此每解放一個大城市就立即接管當地印鈔廠，以最快的速度翻制印版、印刷發行人民幣，這就直接造成了印刷工藝不統一，水平參差不齊，并導致第一套人民幣在印刷過程中共出現了石板、凸版、凹版、膠版、凸凹套印、凸膠套印和膠凹套印等七種工藝，紙張、油墨等主要材質也并不統一。正因為如此，第一套人民幣的印刷質量差別很大，也沒有特定的水印，防偽效果比較差，同時加大了收藏的難度。
第一套人民幣的面值多且種類復雜。它共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和10000元、50000元等12種面值。同時，每種面值又不止一種圖案，其中1元兩種、5元和10元四種、20元七種、50元六種、100元九種、200元五種、500元和1000元六種、5000元五種、10000元四種、50000元兩種，總計60種圖案。
由于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的限制，第一套人民幣已經相當珍罕，能將之集全實屬鳳毛麟角，其中壹萬圓“駝隊”、壹萬圓“牧馬”、伍仟圓“牧羊”、伍仟圓“蒙古包”、壹仟圓“牧馬”、伍佰圓“瞻德城”這6種票背有維文或蒙文的，與2張伍萬圓的最少見。這8張成為第一套人民幣中收集難度最大的紙幣。
1955年糧票油票布票相繼面世
195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布了《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糧食流通體制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發行面粉購買證，上面寫著“遺失不補，過期無效”。
1955年10月，實行糧食以人定量供應后，糧食部發行“全國通用糧票”。
學界對于票據的起端，公認的時間是1955年，是以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為標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繼面世。全國2000多個市、縣都分別發放和使用了各種商品票證，進行計劃供應。此外，一些較大的廠礦、學校等也印發了各種票證。
從此，票證范圍之廣、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極為少見。除了買“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不用票，買其他東西都要票。
城鎮糧食的憑折定量供應始于1955年，國務院《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時辦法》規定居民口糧依據勞動差別、年齡大小以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確定了9個等級的供應標準。
副食經營貨品，除食油(包括麻醬)早于1954年實行計劃供應并由糧食部門管理外，1958年春節開始，對豬肉、牛羊肉、鮮蛋、紅白糖、粉絲、糕點等8種副食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漢民每月每人供應豬肉6兩，牛羊肉5兩;回民每月每人供應牛羊肉1斤4兩;紅白糖各4兩，鮮蛋2個。另外“五一”節供應鮮魚，“端午”節供應粽子，采取多供戶少供數的辦法，供應日期在3天至7天以內售完為止。
據《上海地方志》記載：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發行“五證一票”。五證是：上海市居民購糧證、工商行業購糧證、伙食團購糧證、特種用糧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各戶用糧均由糧食部門核定數量，發給購糧證，向指定糧店憑證計量購買糧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糧票。
這些糧票、糧證是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的憑證，屬無價證券。凡居民在市內伙食單位或在親友家搭伙，以及購買糧食復制品等，憑購糧證向定點供應的糧店，在定量計劃內，按照需要量換取上海市糧票。
50年代糧票的出現，標志著后來整整實行了40年的商品票證制度的開始，小小糧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國人。
1993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全國的糧食銷售價格基本全部放開，實行了40年的城鎮居民糧食供應制度(即統銷制度)被取消。
1998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發起了新一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此次糧改的原則是“四分開一完善”，即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制。
2001年，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正式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將改革范圍擴大至全國，重點是浙江、上海、廣東、福建、海南、江蘇、北京、天津八省(直轄市)。第三次糧改由此啟動。
200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宣布，2004年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
50年代，婦女濃妝艷抹的基本上看不見了，她們的發型變化比較大，比較多的是梳短直發，頭發后梳，或辮子梢扎上橡皮筋，樸素利落。
上海中青年婦女流行剪發，很少梳髻，少數老年婦女主要梳圓髻，或梳簡便的道士髻。此外，還流行波浪式長發盤梳的幾何形花紋的風涼髻。
辮子更是上海青年女子的主要發型，式樣比較單一，以樸素為美。束發也是她們的基本發型之一。女孩常把頭發分成兩束于腦后，形似發辮。
1950年以后，燙發進一步面向勞動婦女，上海著名的理發店如南京、新新、華安、百樂、滬江、紫羅蘭等店的理發師設計了不少新發型。
1956年春末，一趟火車由上海開出，車上有100多口子上海理發業的同行。這些同行來自當地最有名的四家理發館：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隨車托運的還有這四家理發店燒水的鍋爐、理發的椅子、別頭發的卡子、磨推子的油石等一應家什兒。36小時后，那趟列車將這四家理發店由人帶家什，到達了北京。
上海四家理發店進北京，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和過問下成行的。四家理發店的師傅們進京頭一個月就是四處轉轉、玩玩，捎帶手看看什么地方合適。據說，最初的打算是，四家理發店在京城東南西北各安一家。可是，倆月過去了也沒找到合適的地兒。實在沒辦法了，都說東單理發館的地方不錯。當時負責接待四家美發店的就是東城服務公司，正管東單理發館。于是，一句話下去，東單理發館立馬騰地兒。這東單理發館的地界不錯，正對著東安市場，而且面積大，一溜20多米3個大門臉兒。最后決定，四家聯合成立一家大型理發店，名字就叫“四聯”，也就是四家聯合之意。
上海這四家名理發店在當地單拿出來一家都是響當當的，更甭說四家合到一塊兒辦的四聯理發店了。那會兒，京城有點名兒的理發館剪個頭4毛錢，到四聯理發8毛。不過，四聯確實貴有貴的地方。早年間，京城理發也就是刮個臉、修個面，基本都是為男人準備的。建國以后，京城理發行里技術確實落了伍，連會使推子的都沒幾個。等到四聯一開張，全國獨一份的10把美國進口理發椅已經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更別說師傅從上海帶過來的新潮發型了，單是一手拿滾刷、一手吹風的手藝就夠看頭了。當年上海理發行里，講究的就是吹風造型、手法細膩、樣式新穎。顧客理了發出來，看起來活潑、精神、利落。這燙發、吹風的手藝直到今天都是四聯的招牌。(呂英博：《四聯美發：師傅穩定 手藝穩定》，2008年4月13日《經濟觀察報》)
1956年中國照相館落戶北京
到今年的9月25日，中國照相館就將迎來落戶北京53年的正日子。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這個凝聚了上海、北京兩代技師心血的地方，不僅為許多國家領導人進行了肖像拍攝和照片修復，更用光和影記錄下了時代變遷中普通市民人生的難忘一刻，從滿月照、結婚照再到全家福，印有“中國照相”四個字的小小照片幾乎成了很多北京人家里珍藏的傳家寶。
在遷京53年來的發展中，中國照相館經歷了顧客每早凌晨排隊、營業直到深夜的輝煌和鼎盛，挺過了客流大幅下滑、人員流失嚴重的低谷和動蕩，更在整個影樓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的今天，穩穩站住了腳跟。從1956年由上海遷京時的十幾位技師發展到今天的幾百位員工、2000多萬元年營業額，中國照相館以自己的努力和實力，捍衛了“老字號”這塊金字招牌。
周總理親定遷京地址
說起中國照相館的來歷，還要追溯到上個世紀30年代。1937年江蘇武進人吳建屏到上海灘闖世界，在當時的上海靜安寺開了一家照相館，取名中國照相。1939年上海滬光電影院首映由陳云裳和梅熹主演的《木蘭從軍》，吳建屏和電影院聯手加工、印制了5萬張陳云裳不同姿態的照片，買一張影票送一張明星照片，在當時的“十里洋場”轟動一時，上海人由此記住了“中國照相館”。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照相館把服務對象轉向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官兵，它首創的禮服出租和鮮花專供等服務項目招攬了大批顧客，生意十分興隆。到了1956年公私合營后，為響應周總理“繁榮北京服務業”的號召，16位中國照相館的職工帶著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館里的全部家什，與當年同批遷京的上海服務業職工一起，乘坐一趟鐵皮列車來到了北京。
關于中國照相館遷京后的位置，中央領導也頗費了一番心思，最后還是周總理親自選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1956年9月25日，中國照相館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營業，從此開始了“服務首都人民”的新歷程。
81歲特級技師記掛老店
“當時就是‘一鍋端’過來的，我們這十幾個人平均年齡大概30出頭，正是出活的好年紀，想著我們是為了響應總理號召來北京的，覺得特別光榮。”中國照相館暗房特級技師徐松延老人回憶起當時遷京的情景仍難掩激動。“早些年時常想家，但越上歲數反而越呆得習慣了，習慣了北京的暮樓鐘鼓，習慣了常到王府井的中國照相館去看看。”徐松延老人操著一口仍然很濃的鄉音告訴記者。
周總理排隊等拍照
對于許多老北京來說，姚經才的名字就如同中國照相館的招牌一樣熟悉和親切。這個15歲進入照相館學徒，37歲帶著家人遷來北京，1997年患病辭世的特級攝影技師，在以自己手中的相機和質樸的為人贏得眾多顧客口碑的同時，也將對攝影藝術滿腔的執著和熱愛永遠留在了北京這塊異鄉的土地上。
“在我心里，與其說父親是一個攝影大師，倒不如說他是一個性格開朗熱情、愛吃爆肚馮和全聚德烤鴨的可愛老頭。”同樣在中國照相館工作的姚建中是姚經才的小兒子，如今已年近五旬的他提起父親時卻顯得像個孩子，“我是聽著父親講述遷京盛況和照相館里的故事長大的。”在所有的典故中，姚建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總理來照相的故事。1956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時任中國照相館經理的姚經才和同事張孔嘉正在為顧客照相，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走進攝影室，悄悄挨著前面的顧客坐下。當他們發現總理后，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計，緊緊握住總理的手，請他先照。然而總理卻說:“按秩序嘛，誰先來誰先照么。”輪到總理后，姚經才和張孔嘉顯得有些緊張，總理又打趣說:“這是你們第一次給我拍照吧，熟悉了就好了。你們是專家，我相信你們一定能照好的。”在真誠和熱情的鼓勵下，姚經才按下了快門。正是這幅被總理一生使用的標準像，后來還被鄧穎超大姐定為了總理遺像的照片，成了中國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而更令姚經才感動的是，為了表示對他們的感謝，總理還破例將這幅照片的原片送給他們留作紀念。
一張照片讓被拍者落淚
與姚建中一樣經常聽故事的還有姚老師傅的徒弟解黔云。作為中國照相館的第二代特級攝影大師，解黔云從1961年入行至今，從未忘記過當年對師傅許下的“愿與事業共白頭”的諾言。在幾十年的攝影生涯中，解黔云拍攝的肖像照不僅深受顧客喜愛，還多次問鼎過全國攝影大賽。而曾經一位左眼殘疾的老人在看到解黔云巧妙布光后拍攝的照片喜極而泣的情景，更是讓他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特別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愛美的權利，我想做的就是把人們最美的一瞬間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來。”如今早已到了退休年齡的解黔云又接受了單位的返聘，抱病回到剛剛開張的金源分店，回到了他喜愛的肖像攝影工作中。
熬過慘淡老字號重煥光彩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照相館剛剛遷京時，“每天從凌晨四五點鐘就在店門前排起了長隊，有專門工作人員向顧客分發號牌，一般號牌發至下午3點，但拍攝室每天要忙至深夜10點左右才能收工打烊。”
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開始，客流量呈下滑趨勢、整個影樓市場呈現疲軟，中國照相館陷入了從未有過的低谷。
從1992年至1997年初，因經營不利，上級公司三次更換了企業的主要領導，但仍未阻止中國照相館經營狀況一再下滑的頹勢。企業應對無方、領導茫然無措、員工人心惶惶，這就是現任中國照相館總經理孫秀珍1997年8月赴任時面臨的窘境。為了在市場經濟中生存與發展，經過市場調查，中國照相館決定打破傳統坐店經營方式，抓住1999年國際老人年的契機，走出店門，開展為老年人免費拍照、并贈送照片的活動。這項看似冒險的活動最終為中國照相館贏得了許多回頭客，將中國照相館從企業的“生死線”上拉了回來。如今坐落在王府井大街180號、營業面積900多平方米的中國照相館，擁有五家分店、300多萬進口數碼設備，年營業額達到25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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